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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区域发展的差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均GDP在2010年率先超过1.1万国际元，拉开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序幕。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整体开始放缓，从前些年10%以上的增长率下降为9.3%，2012年进一步下降为7.7%，2013年保持7.7%，2014年上半年下降为7.4%。根据最新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7.3%左右。

高速增长后的经济下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以后，才能再次走向稳定增长。企业和政府关注重要经济指标变化，加快转变发展观念与思路，尽快适应新的发展态势，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尽快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回落后开始走稳

就业与企业盈利能力表现良好

过去几年，广东、江苏、山东乃至河北、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经济增速相继出现回落。尤其在2013年，一些省市的GDP增速明显低于原计划水平，多数省区更是因此调整了2014年的GDP目标，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实际已经降到7%左右。

但是，我们也看到，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与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非常不同。

首先，此次经济回落并未造成就业困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造成了2000万人失业的重大影响，但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回落，并未造成就业率的显著波动，中国就业情况总体保持稳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就业总量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

这是因为，中国GDP的有效性正在增强。2000年前后，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大约80万人就业。经过近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GDP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拉动140万？160万人就业。中国经济已经能够承担并消化经济回落可能引起的诸多问题。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此次经济回落没有造成企业大幅亏损。

中国经济过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与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在GDP增速为零时仍然盈利相比，中国企业的盈利源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当经济增速达到10%左右的时候，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会达到1万亿元以上；同样，当经济增速下降，中国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20%？30%的企业在经济增速降至7%此时相应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在10%及以下的情况下发生亏损。

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正在增强。自2012年5月以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左右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保持稳定，甚至有适量回升。

同时，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铁矿石、化工、钢铁等重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销售利润率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

以上情况基本预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在回落后逐步走稳。增速率先回落的东部地区经济开始走稳，为整体经济走稳奠定了信心。

新均衡点仍待探测

关键在房地产“靴子”何时落地

很显然，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但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

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过去经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2012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无法像过去那样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

2013年年中开始的增长回升，我们的判断还是由存货调整、预期改善而引起的一个比较弱的回升，不一定稳得住，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尽快探到中高速增长的底，实现增长速度的转换，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稳定增长状态，是当务之急。

那么，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在哪里，何时出现？关键在于房地产的“靴子”能否和何时落地。

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靠三大投资带动。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占20%？25%、房地产投资占25%、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随着具有长期意义的结构调整在过去两三年的真正进行，中国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正在逐渐形成“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

中国的高投资必须降下来，三只“靴子”必须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这两只“靴子”已经落地了。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是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实际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制造业的投资也已经显著下降。等房地产的“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基本上就找到了。

预计一两年内，中国房地产的“靴子”就会落地。据研究，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住宅的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这个峰值预计在今年就能达到。达到该峰值后，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性趋势就会不断弱化，甚至走平或出现回调。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未来房地产投资的增幅达到5%都会相当困难。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如果在房地产“靴子”落地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有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完成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彼时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均衡点将明确，进入所谓的“中高速稳定增长”新常态。而在此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将始终存在。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未来增速将稳定在6%-7%之间

当年日本、韩国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GDP增速下降的幅度接近50%。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未来经济增速应该稳定在6%？7%之间，经济总量也将稳定增长图2。

中国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后，会在此水平上稳定发展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至2020年前后，预设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将会如期实现。中国还会实现两个极具国际意义的指标：

第一，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总量，中国将于2020年或稍后两年超过美国。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相当于美国的1/4，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第二，达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矗实现高速增长盈利模式向中速增长盈利模式的转换，在增长速度7%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稳定盈利。

政策落实最关键

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相结合

增长转换阶段，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更为重要。政府应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实施“改革式刺激”，着力推进短期增长效应明显、中长期有利转型的改革举措。

第一，稳增长需要稳投资。实现7%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稳投资需要更新机制，更新机制意味着多项在基础设施领域、地方融资、政策性文件等方面的改革要加紧推进。

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诸如铁路领域的改革等，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引进外部投资，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建设公司等。

地方融资方面的改革，要在通过“开前门、关后门、堵歪门”等方式分类处置、清理融资乱象的基础上，规范融资平台，通过发债等方式增强地方企业融资能力，同时考虑推进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稳增长需要增加效益。增加效益就要由过去的粗放增长方式转为精细增长方式，降低劳动力、土地、资金、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准入等六项成本。这就需要在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投资融资体制、金融体制、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开展实实在在的改革。

第三，稳增长需要放宽准入。通过放宽准入促进改革，是“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的具体发展目标。

对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金融、电讯、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将在短期内利于经济增长，长期内利于结构调整，实现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对行政性垄断突出的基础产业，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在石油领域，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油厂做大做强等，同时还可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常在电信和金融领域，可以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